十余年前拙著《古典诗文述略》初版、再版，全书无一错字，责编同志为此受到表扬。如今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，年岁不饶人，精力日衰，即使自己亲看校样，等到拙著出版，一本三四十万字的书仍不免有十多处讹误，边看边感遗憾。但有的出版社责编同志还是负责的，在一书付印前总要往返数次向我征询核对，以期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。我对这样的责编同志一直怀有崇高敬意。
记得“无错不成书”是在《围城》重版时钱钟书先生对来访者说的一句名言。钱老此语虽对出版物提出批评，实际上也是对目前出版界人士文化素养江河日下发出的慨叹，其用意还是与人为善的。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出版物（不仅是书籍，而且包括报刊杂志）不但对于校勘方面（即文字、标点方面技术性的错误）的讹字误植不见改善而有好转，而且发展到连书中的内容也令人有不堪卒读的地方了。这就不仅属于校对方面的问题，而是责任编辑或作品的撰写人有无职业道德与责任感的问题了。
仍举我本人为例。有一本散文选集收了我一篇十余年前的旧作，文前例附作者小传。我因读了近八年的大学，直到1949年才走出校门到另一座大学去任教。1951年承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和国文系主任（燕大称中文系为国文系）高名凯先生不弃，把我调到燕大国文系当助教。1952年三校合并，原燕大并入北大，从此不再用燕京大学名义招收新生，故燕大校友最末一班学生都是1951年入学的。可是这本书中所附我的简历太抬举我，说我“历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”云云，我看了连自己都感到脸红。万一读者认为这份小传资料是由我本人提供的，岂不把我看成“吹牛大王”，厚颜无耻之辈？就在这一小传内，把拙著《台下人语》误植为《召下人语》，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。
就在这本书和与这本书成龙配套的另一本书中，好几个地方把某一文章的作者的生年印成“1995”年。书是1997或1998年才印好的，这位作者难道两三岁就写文章、出集子了么？
图书如此，报刊亦有类似情况。某报有一篇文章写了一句“多多益善”，却把“益”误植为“亦”字。不知是作者笔误还是电脑排版出了问题。同样，一篇拙文曾提到“雷峰塔”，结果竟被印成了“雷锋塔”。林语堂把《浮生六记》译成英文，我上中学时曾整本读过，是作为学英文的辅助教材的。林译明明把沈复原作中的“西人”译为“山西人”，而有一篇谈林语堂轶事的语录体文章却硬说林把“西人”译成“洋人”。不知是以讹传讹，还是撰稿人误记？我怀疑撰稿人根本未读原书。
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有些书报上刊登的文章，连标题都使人莫名其妙，如“枉走五里路，擒住三个贼”。既把贼擒住，则走路并非冤枉。上下文究竟如何连接？难怪读者看报也要晕头转向了。
往时读书报是一种享受，现在却变成了思想负担。如果出版社每出一书皆附一纸勘误表，我看也是跨世纪的一种新潮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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